南明為什麼滅亡：天令其亡，先令其狂

　　南明的腐敗

　　有些無法將南明弘光朝廷和反清聯繫起來，如果反清事業尚可稱正義，而南明政府卻很難作為正義事業的領袖，但是“反清”口號後面若不加上“復明”這兩個字，又似乎不能夠叫做高舉義旗、一呼百應。可是如果反清就是為了復明，而且還是復南明小朝廷那樣子的政府，想必很多人也不會滿意吧。

　　難道只能在清朝政府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間作一個選擇嗎?一定要非此即彼嗎?

　　我知道兩者都不代表正義，而正義――這個第三者，始終沒有過發言權。我以為與其在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或者是明朝政府中挑選一個作為正義來表達我們的義憤，不如多考慮一下怎樣才能避免這些一丘之貉輪番上臺，演出一幕又一幕暴政取代暴政的鬧劇。

　　甲申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軍攻克北京，崇禎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們面臨解決王朝繼統問題，崇禎的三個兒子都沒有逃出北京，只有從藩王中挑選，而當時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孫，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後面三者分別在廣西、四川，地處僻遠，離南京近的只有從河南逃來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兒路王朱常芳。

　　宦官阮大鋮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謀此事，阮大鋮建議立福王朱由崧。其時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鋮、馬士英認為這樣的皇帝容易控制，於是就聯絡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實力派，宣佈擁立福王。

　　兵部尚書史可法認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讀書、干預有司，這種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會誤國誤民。

　　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與高弘圖無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無作為，生活上荒淫透頂，政事全委託給馬士英處理。

　　我們來看看這位荒淫皇帝的作為。

　　朱由崧剛剛登上皇帝的寶座就以“大婚”為名派出內官在南京、蘇州、杭州等地挑選“淑女”。

　　“都城內凡有女之家，不問年紀若何，竟封其門，受金然後釋放，又顧別室。鄰里哭號，唯利是圖”。

　　八月，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上疏說：“昨忽聞有收選宮人之舉，中使四出，搜門索蒼，凡有女之家不問願否，黃紙帖額即舁之而去，以致閭井騷然，人情惶駭，甚非細故也。……今未見明旨，未經有司，而中使私自搜採，不論名家下戶，有夫無夫，界以微價，挾持登輿，宜小民之洶洶也。”

　　弘光帝在南京遍索不能如意，又派出內監前往蘇州、浙江等地選拔。

　　祁彪佳日記中載，1645年二月十二日，“因奉旨選婚，越中嫁娶如狂，晝夜不絕”。這時距離弘光朝廷的覆亡還不到三個月。

　　朱由崧派內官捕捉蟾蜍，配製春藥;內官們公然打著“奉旨捕蟾”的旗號督促百姓捕捉，被民間稱之為“蝦蟆天子”。

　　甲申除夕，朱由崧突然悶悶不樂，傳各位大臣進見，這些大臣還以為朱由崧良心發現，擔心起國家大事來，一個個都磕頭請罪，可是過了很久，這位皇帝才說：“打仗的事情，我還沒工夫考慮，我現在擔心的就是梨園子弟沒有優秀的人才，打算廣泛選拔，希望各位愛卿早點幫我去辦。”真是麻木不仁到了極點。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們也不甘示弱。

　　掌握朝廷實權的馬士英、阮大鋮等人醉生夢死，利用手中的權力鬻官肥家。

　　當時民間流傳民謠，“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顧誠的《南明史》中提到，甲申九月二十八日，餘煌在一封信裡不勝憤慨地描述了江南官紳的昏淫：“尤可異者，國難初聞，宴?不徹;登臨未畢，聲伎雜陳。而儼然鄉袞與愚頑同其歡謔，略無改容。近且架凌雲之臺，演徹夜之劇，怪誕淫褻，錯出爭奇，婦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領袖之家，皆巨室也，爭奪梨園，彼此相鬥，家僮至於破額，長吏為之解紛。如此景象，豈覆成世界乎?君親荼毒，宗社邱墟，宮闕慘於離黍，山陵同於藁葬，此乾坤何等時也，而般樂怠敖，倍於承平。夫獨非臣子乎?夫何至於此極也!弟與憂者，不在奴，不在賊，不在兵餉;竊以為神州陸沉，必自此病狂喪心始。披髮野祭，百年為戒，此辛有所見而深悲也。”

　　弘光朝廷不僅不以國事為重，反而想方設法粉飾太平，可謂苟且偷安達到喪心病狂的程度。

　　天令其亡，先令其狂，南明正是如此。

　　南明之軍政

　　當時南明弘光朝廷控制的區域，東自黃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長江以南，其物力、財力、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區雄厚，對清方、大順政權佔有非常明顯的優勢。淮河以南是當時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而且受戰亂破壞最小。

　　南明弘光朝廷設江北四鎮，共擁兵三十萬。武昌的寧甫侯左良玉，擁兵二十萬。

　　而正當大順軍西撤、清軍在畿輔地區休整之時，山東、河南兩省的官紳、土賊處於群龍無首，徘徊觀望之際，非但弘光朝廷毫無進取之意，就連我們的史可法史督師也一樣在軍事上毫無作為。

　　史可法曾奏稱：“近閱諸臣條奏，但知催兵，不為計餉，天下寧有不食之兵、不飼之馬，可以進取者?目前但有餉銀可應，臣即躬率?為諸鎮前驅。”

　　史可法言之鑿鑿，然而當時史可法和他的部將是不是真缺餉呢?

　　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鎮的時候，規定每鎮額兵三萬，每年供應米二十萬石、銀四十萬兩，由於當時一石米約值銀一兩，所以有的史籍徑直寫作一鎮歲餉六十萬，四鎮合計每年二百四十萬。

　　然而這年九月十二日“東平伯劉澤清、總督田仰奏請乞餉。上諭：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

　　也就是說，至少在南明初期，江北四鎮的軍餉早已給足一年半之需，所謂缺餉云云，只是史可法不思進取的藉口而已。

　　南明政府擁有淮河以南遼闊的地盤，在明朝崇禎滅亡之前，明朝政府每年從江南各地蒐括大量財物，彌補宮廷和邊關耗資，基本上是以江南的財力供養北方的開銷。如今北方各地相繼淪陷，分別歸屬大順和大清，南明政府在財政收入上絕對是綽綽有餘，可是南明政府的財政還是入不敷出。

　　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監國的時候，有人主張依照舊例列入減免賦稅的條款，以爭取民心。但史可法卻拒絕採納，他說：“天下半壞，歲賦不過四百五十餘萬，將來軍餉繁費，則練餉、剿餉等項未可除也。”

　　明朝滅亡就是因為崇禎的橫徵暴斂，可是南明政府乃至史可法猶自不誤，照徵不誤，甚至變本加厲，南明和大順政權的“三年免徵”以及清朝多爾袞進入北京後立即宣佈廢除三餉，賦稅按萬曆年間的冊子徵收相比，實在差得太遠了。

　　可笑的是，在已經失陷於大順和大清的地方，南明政府就很慷慨的免除賦稅，福王登極詔書中大方的宣佈：“自弘光元年始，山東錢糧全免三年，北直錢糧全免五年。”。真是自欺欺人。

　　南明政府在軍事上毫無作為，軍費開支卻極度膨脹，左良玉和四鎮將領在大清和大順相持不下，兩虎相爭從中取利大好時機，不但無所作為，絲毫不見用兵，反而只求苟安，還為非作歹，給地方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更是威逼南明政府索要軍餉，消耗國力，以至於南明政府財政入不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