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人生中兩次離婚案

　　讓我們的目光穿越百年，去看看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會發現一些驚人的相似，當時離婚率也一樣居高不下。在經歷了清末維新、辛亥革命到民國成立等長期社會演變之後，民眾接受了許多男女平等之類的婚姻觀念，離婚成了當時一種很時髦的生活選擇。

　　民國初年的離婚熱潮

　　要知道在古代社會，離婚對於一個家庭來說用“洪水猛獸”形容是很恰當的，一般夫妻感情再惡劣也決不肯提出離婚。而在民國建立後，全國各地有關離婚的訴訟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在五四運動時期，當時的知識分子甚至提出了“婚姻革命”的主張：打破一切舊道德、惡習慣，打一破非人道的不自然的機械婚姻制度，建立起平等、自由、以戀愛為基礎的男女結合，使男女當事人成為婚姻的主體。

　　以北京市為例，也就是當時的北平市地方法院在1929年10月至1930年9月受理的離婚案件高達九百七十四件，其中判決實行離婚的六百一十一件。同期北平居民的婚嫁人數為10999人，平均5499對婚姻關係成立，從這組數據可知當時北平的離婚率為百分之十一，差不多相當於每九對結婚者中就有一對離婚的，可見離婚率之高。

　　而在當時，作為“東方之珠”的上海，當地法院在1928年8月至12月四個月時間內就受理了離婚案件三百七十件，這個數據在1929年增長了百分之七十，也就是六百四十五件，1930年又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共八百五十三件。

　　這種大批量離婚案件發生的現象，並不受限於地區經濟規模的發展，不只在沿海發達地區，在內陸省份也很普遍。

　　以山西省為例，依據山西二十世紀初期城市離婚統計的數據，在1911年之後，離婚案件數量逐年攀升，在1921年的時候達到了巔峰，為2127件，此後由於城市中的自主結婚增多、婚姻比較穩定等原因，每年平均開始以百分之二十的數量遞減，直到1925年下降至995件後，離婚案件的數量才平穩下來。

　　而這股由民間基層颳起的“離婚熱潮”，逐漸在社會各階層蔓延，甚至到了1931年，曾經貴為皇帝的溥儀也被自己的老婆提起了離婚訴訟，轟動一時。

　　“家庭冷暴力”惹的禍

　　案件的原告是溥儀的淑妃額爾德特·文繡，1909年12月20日生於北平方家衚衕錫珍府邸。祖父錫珍歷官至吏部尚書，權傾朝野，到了他這一輩家境敗落，只是過著平民生活。

　　1921年6月1日，大清遺臣醇親王載灃與遺老們商議遜帝溥儀婚事之時，根據當時大清皇帝擇婚條件：須血統純正的官員女子，為保持滿洲貴族的尊嚴和特權，額爾德特·文繡被定為后妃人選。本來文繡被定為皇后的人選，後因皇太妃們之間的權利之爭，文繡被“降級處理”。

　　1922年11月30日，未滿13週歲的文繡被已退位但仍保留帝號的清末代皇帝溥儀選詔進宮，冊封為“淑妃”。1922年12月1日統治中國二百多年的清王朝最後一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結婚大典，卻成了文繡憂鬱苦悶的紫禁城生活的開始。

　　文繡成為溥儀的淑妃後，跟溥儀之間的關係開始的時候還是很不錯的，溥儀對文繡還可以，給她聘請了漢文和英文教師，而且經常到文繡的寢宮與其論詩品文，略盡體貼之意。高興的時候，溥儀還帶著文繡放風箏，去景山遊玩……

　　文繡的得寵引起了皇后的嫉妒，因此文繡也就成為正宮娘娘婉容的眼中釘肉中刺。在婉容的一番手段之下，溥儀也開始漸漸疏遠文繡，變得討厭文繡，而婉容經常找茬給其難堪。自幼喜歡讀書寫字的文繡，只好把長春宮的西配殿承禧殿作為獨自的書房，將自己的痛苦與無奈，傾訴於筆端紙上，她用任人宰割的囿鹿來比喻自己，抒發出壓抑的哀嘆，以此來打發那漫長的日日夜夜。

　　1929年，溥儀一家從張園搬到靜園。婉容對文繡的排擠變本加厲。文繡百般無奈，再加上溥儀的冷淡，兩人一年同居的次數一個巴掌都能數得過來，心情長期抑鬱，一度想要自殺。

　　文繡後來把她的遭遇告訴了她的侄女玉芬，玉芬是文繡的遠房表姐夫毓璋的女兒，屬文繡的晚輩人，可是論年齡卻比文繡大幾歲。她容貌美麗，但在婚姻上也很不幸。她的丈夫馮曙山是民國前總統馮國璋的長孫，家世顯貴。遺憾的是馮曙山紈絝惡習難改，整天吃喝玩樂，尋花問柳，因此與玉芬的感情極壞。

　　糟糕的婚姻讓玉芬特別關注社會上的新思想，特別是對離婚和維護女權有獨到主見。當玉芬得知文繡婚姻不幸、處境悲慘時，立刻坦誠地為文繡出謀劃策，認為溥儀已經不是皇帝了，只是民國的普通公民，你婚姻不幸福，可以向他提出離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