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勞德：他深入了我的心

　　德國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有一次在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是2013年簽署全球作家公開信，就斯諾登事件要求各政府減少對公民的監控。

　　在他2006年出版的自傳《剝洋蔥》中，他講述了自己17歲時參加納粹黨衛軍的經歷。這是他第一次向公眾承認這段歷史。

　　格拉斯是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的《鐵皮鼓》幾乎成為一代人的必讀之書。他也是眾望所歸的知識分子，凡德國的公共議題，格拉斯如何表態總是受到重視，甚至有人說他象徵著“德國的良心”。在這樣的背景下，79歲的格拉斯披露自己的黨衛軍經歷，就有了爆炸性的效果。

　　在此之前，1998年，格拉斯曾帶領一批知識分子呼籲放棄修建“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理由是“難以表達德國反省歷史罪行的立場，難以傳達納粹罪行的深重，難以表達對犧牲者的悼念”。這些事件，現在都和他的“歷史問題”掛鉤。一些人認為他欺騙公眾，早就該向公眾坦白懺悔。因新書《剝洋蔥》已在2006年的8月出版，更有人攻擊他在為新書做廣告。

　　而圍繞格拉斯的這一切，也重新喚起公眾對於另一位與納粹息息相關的人物的記憶。這個人就是特勞德·瓊格(traudljunge)，希特勒最後3年的私人女秘書。

　　希特勒最後3年的私人女秘書特勞德

　　希特勒一開始就深入了我的內心

　　特勞德出生於1920年，比格拉斯大幾歲。1942年，她開始擔任希特勒的秘書，為其做口述打字，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在希特勒的最後一刻，特勞德奉命記下了他的遺囑和最後遺言。

　　在擔任希特勒秘書期間，特勞德嫁給了希特勒的勤務員漢斯。新婚不久，漢斯應徵上前線，14個月後，在法國的一次襲擊中身亡。從1950年開始的長達五十多年時間裡，特勞德獨自住在慕尼黑一處只有一個臥室的公寓裡。2001年4月，81歲的她接受了傅勞·瓊格的採訪，這次採訪之後被製成影片《盲點》(Blindspot:hitler’ssecretary)。

　　這部影片的全部內容就是採訪，特勞德一個人在講述。那是個人經歷的故事，也是一部個人見證的歷史。老人在開口之前，顯得欲言又止，突然，像是終於下了決心。

　　“這一切，”她開口說，“只可能發生在專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時候，它掌控編織整個社會的每一根纖維。”

　　“德國組織得如此之好。”說到這裡，她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憶和思索。

　　畫面外傳來記者的提問：“人的意識也是這樣嗎?”

　　老人沒有馬上回答。她拿起一支菸，舉到半空，卻又茫然地放下。她垂下眼睛，不看鏡頭，開始回答。“那是被希特勒極大傷害了的一個領域。他確實試圖操縱德國人的思想。他使得他們相信，他們有一個事業要去完成，他們必須滅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是我們一切問題的根源。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動的個人理想。人們必須為此作出犧牲。”

　　她承認，“當我還是個孩子時，希特勒確實在一開始就強烈地深入了我的內心。”

　　特勞德的童年在一個特殊環境中度過。她生長在單親家庭，“我從沒有一個完整家庭裡的感覺和安全感。當然，媽媽為我們做了一切。”

　　可是，特勞德仍然清晰記得童年的心理印記，“我自己喜歡和這樣一些孩子在一起，他們會說‘我父親怎麼說’或者是‘我父親認為’。我總是想，有個父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粗暴的外公是個純粹的軍人，不關心政治。這使得特勞德一直覺得，對她來說，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家庭對政治完全不感興趣。他(外公)不關心政治，從不談這些話題。我們按照一些原則帶大：服從，犧牲，壓抑自己。這都被看作是美德。”

　　能養活自己之後，特勞德試圖掙脫命運。“我一直想讀舞蹈學校。1941年，進舞蹈學校要參加入學考試，我考得很好，我覺得可以永遠逃避辦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卻不准我離開。在1941年，只有在僱主同意後，你才可能離開工作。我是那麼失望，因此央求我妹妹幫我忙，她當時已經在柏林以跳舞謀生。”

　　就在特勞德絕望時，她妹妹出了個主意，“讓我問問阿爾伯特·保曼，看他能不能把你調到柏林去工作。”保曼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權勢。特勞德說，“好啊。”當然，她“一點不知道這會是什麼結果”。

　　一個人生轉折就這樣在特勞德面前出現。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辦公室。

　　我必須承認自己喜歡這個工作

　　特勞德今天當然知道，這是一個多麼重大的轉折。她曾無數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這一步，很自責，因為曾為希特勒工作，“也因為我確實喜歡過他。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災難的根源。”

　　她不斷盤問自己，“你看，在集中營究竟發生了些什麼，那些細節後來被揭露出來。”當時，一般德國人都不知道集中營的細節。後來，“我讀了viktorklemperer的書，當然，是在很久之後，但它確實給我很強烈的衝擊。所有這些問題在1933年、1934年的最初階段，就已經開始發生了。我覺得自己曾是那麼沒有感覺和自私遲鈍。我沒有去注意去關心。這樣的感覺越來越沉重地壓迫我。我似乎應該對那個還是孩子的我感到憤怒。事實是，我沒有看到自己逐漸捲入的是什麼，對於一切，我只是說‘是’而一點沒有思考。”

　　她生怕自己這樣說，是在為自己辯解，於是進一步自責說，“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要說我那時就不是一個熱情的納粹。當我去柏林的時候，我也許可以說‘不’，可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只是很好奇。”

　　一開始，特勞德是柏林元首辦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員，她並沒有在那裡見過希特勒。“我做的事情是打開那些女人給他的求愛信。他自己並不在那裡，其他人也見不到他。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裡，離‘外部辦公室’很遠。”

　　後來，那裡有一次打字比賽，“辦公室裡謠傳，說是希特勒在挑秘書。保曼堅持說我應該去試試。”雖然特勞德當時對自己的現狀相當滿意，並沒有野心要得到這份工作，“可我還是去考了。”結果，還考得很好。

　　1941年12月初，考得最好的十個女孩被送往希特勒在東普魯士的司令部。她們在元首專列的車廂裡等待接見。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她們被領著穿過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棟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務人員的區域，有軟木的椅子，我們排成一排。然後，見到了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