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郡公 作品

第六百五十一張 黃宗羲授課(上)

  在他看來,也虛無縹緲,不著實處,無甚意義。

  可他心中也是滯鬱,聽聽那黃宗羲要說什麼,甚至再聽聽袁樞直跟他怎麼鬥嘴,也算是一樁樂事。

  大乾發展極快,對於人才的需求是極致的,所以修建國子監時,大乾不曾有半分懈怠,面積自然很大。

  黃宗羲的講堂在一座名為“文心樓”的大殿裡,此外還有“格物樓”、“理工樓”等等。

  “先前給諸位留下作業,讓諸位研讀在下先前所著的《明夷待訪錄》,其中述及‘積重難返’之勢,乃今日研討之課題。”

  講堂是一座扇面階梯狀的廳堂,百多年輕人分坐在階梯裡,而一身儒衫,頭戴明時方巾的黃宗羲則神采奕奕的站在廳堂最下方,倚著一面黑板給眾人講課。

  “治國之道,豈是一群黃口小兒能妄言的?偽乾就是一群沐猴而冠的獸類!膚淺!”

  袁樞氣的直拂袖冷哼,不讀聖賢書,不立正心術,就來研究這國政之學,怕不燻出一幫貪吝誤國之輩?等等,誤的是楚行的偽國,他又何苦生氣?

  自己若是動不動就生氣,豈不是著了偽乾的道了。

  勉強調整好自己的心態,袁樞不發一言,就跟著文震孟曾躲在廳堂最上面的角落裡,聽著黃宗羲傳遍整個廳堂的清晰嗓音。

  黃宗羲發現了這二人的存在,但是卻並未多言,就當他們是一般的旁聽生。

  黃宗羲雖然年輕,但是對於治國卻有不素的見解,他在自己的《明夷待訪錄》裡提及,積重難返之害。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辭為:“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

  所謂“明夷”是指有智慧的人處在患難地位。“待訪”,等待後代明君來採訪、採納。

  而其中的積重難返之害,大意是三代的時候,只有貢、助、徹,也就是按田畝收實物稅,到了魏晉,變為租和調,租是按田畝收糧食,調是按戶收布帛,而到了唐時,又多出來庸,按人頭收布帛或絲麻,賦稅的租庸調體系成型。

  唐時兩稅法改革,將庸和調併入到租裡,而宋時不理會庸和調已經併入租裡的歷史,又開始收丁身錢米。

  到了明時,一條鞭法將徭役攤銀,並於田稅,這也是第二輪攤丁入畝。但實際地方上有很多力差雜役沒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裡甲十年一輪。而後萬曆加新餉、練餉,併入舊之兩稅,也讓後人忘了這兩餉,只當正稅就是增加後的數字。

  從這裡就看出一個規律,朝廷收稅,先只按田收,後來擴展到戶,再到人。

  然後進行賦稅改革,三項稅收匯總到田畝上,由田畝攤分,當然總數是絕不會少的。這一輪穩定後,又開始將稅收擴展到人戶身上。之後再進行賦稅改革,重複將稅收根基按回到田地上,當然,轉了這一圈,總數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轉一圈,民人的負擔就重上一層。

  其實,早些年黃宗羲著述這本書的目的,其實跟傳統的文人一樣,搞得是託古改制,就是描述我們老祖宗如何厲害厲害,我們是不是要跟老祖宗學習啊。

  其實也是在改革的基礎上,穿上一身古老的外衣罷了。

  可是他來到大乾發現,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兒,這裡一切都是新的,大家根本不需要這麼玩,這讓黃宗羲完全放飛自我。

  甚至於主動在教室裡,給學生下發作業,就是讓他們尋找自己這本書的漏洞,並且完善他。

  “愚雖然發現這積重難返之症,但具體如何醫治,卻只有膚淺之策,所以留下作業,讓爾等各抒己見。”

  在原本的歷史裡,此時的黃宗羲應在金陵參加張溥召集的金陵大會,經友人周鑣介紹參加復社,成為社中活躍人物之一。

  因為大乾提出的諸多策略,完美的迎合了他的內心思想,使得他心生敬仰,諸如大乾提出,以民生為本的思想,幾乎與他提出的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觀念如出一轍。

  而大乾國主在救民主義提出的,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於萬民之憂樂名師說到了黃宗羲的心坎裡。

  所以黃宗羲這個年輕人,義無反顧投身於大乾的陣營,並快速走上朝堂,走向了學問派。

  而彼時,這些年楚行也沒閒著,在楚馮氏的幫襯下,對於歷史有了更進一步的研究,甚至創造出了類似於資本論一樣的見解,並在救民主義之中進行了闡釋和描述,黃宗羲研讀之後,大呼痛快,並通過長時間的努力,已經學有所成。

  可以說是,大乾救民主義的新的理論派開拓人。

  他在理論上,某些領域已經接近楚行對於治國的理解,甚至於青出於藍,在國子監任這文心樓的樓主,以解決實際問題的眼光來剖析歷史,所講內容被學生們視為“帝王之術”,每次開課,整個書院大半學生都會跑來聽。

  “秦何以一統六國”、“華夏從封建到郡縣的轉變”、“西域於華夏之要義”、“前明帝王成敗”、“錢法三千年”、“丞相內閣之衍”、“州縣兵政變遷”,一聽這些題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聽到的治政密學,再隱秘不過的帝王之術,黃宗羲卻是堂而皇之地在國子監開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