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丁 作品

第四十七章 宏偉

寫到這裡,張雲起基本上已經把他認為當前國營企業改革所面臨的問題和「江川」模式的核心要義講完了。

隨後,他筆鋒一轉,直指當前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深刻問題。

張雲起在文章指出:「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聲和貫穿整個過程的主要內容,我國需要打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趨於固化的城鄉分工格局,在70年代末期確立了家庭承包經營的農地基本經營制度,有效解放了勞動力,小農經濟迎來複蘇,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速,大量農村青壯勞力奔向城市務工,農地細碎化的小農經濟難以為繼,城鄉要素單向流動,城鄉二元結構加劇,傳統的鄉土中國正迎來結構性困境!」

寫到這裡,張雲起從三個更深層次的角度指出,當前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三農」所面臨核心問題:

一是從工農關係角度來思考土地制度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業和工業始終是處於相互補充地位,土地本身具有保生存和保建設的雙重功能,在中國的現代工業基礎體系建成之前,大量的農業人口為工業建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二是從歷史正義的角度來說,農業是工業的「債權人」,有理由要求在初步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之後,對廣大農村進行一定的制度紅利補償,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工業就業機會,為農業建設進行反向的工業資源輸送。而問題恰恰在於,市場化改革遵循的是城市偏向的資本增殖邏輯,使得大量的工業資源和生產要素向城市集聚。農村和農業失去了與國有工業資源之間的顯性或隱性的分配劃撥關係,只剩下了市場交易關係。個體經營的農民因為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限制,失去了與城市市民相同的社會福利保障機會。農村發展與城市發展之間的有機聯繫被切斷,城鄉矛盾逐漸凸顯出來。

三是從歷史邏輯來說,本應儘快通過制度設計破解和扭轉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城鄉二元分治格局,但是由於制度性斷裂,市場法則逐步開始對土地制度和農業生產發揮著決定性影響,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反而更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

針對這三個問題,張雲起毫不隱晦地指出:「近年來,浩蕩的改革開放推動了社會經濟大跨步發展,但是,農民群體不應該被歷史的巨浪快速淹沒。過度的強調市場化和超強的工業實力,它的隱憂在於商品積累,如何有效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將決定未來三十年我國農村這個蓄水池的消費承接能力,糧食保障能力。」

張雲起寫道:「在這裡

,有一條可供參考的‘云溪經驗"是,通過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設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平臺,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壯大集體經濟,發展現代化農業,促進農民增收。」

張雲起寫道:「當前,市場化經濟改革是在不斷推進的,未來的外部市場條件決定了必須將‘農業生產"升級到‘農業經營"的水平,必須引入資本將傳統小農業生產模式改造成現代化大農業生產模式。而不論是城市的資本下鄉,還是原來的農業生產者通過資本集聚的方式進行規模化投資,都意味著加速土地資源的流轉與集中。進行更大規模的土地利用與開發,將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張雲起寫道:「現實中,農民的土地經營權利可以通過租賃等方式進行流轉,然而在現有的農村土地政策體系中,這些農業經營者的身份卻是尷尬的,經營權如何獲得?有哪些權能?如何得到法律政策保護?缺少了明晰的界定!也缺少了主張權利的足夠空間!」

張雲起寫道:「鑑於逐步加速的土地權屬分離的局面,也為了保護和確認實際土地經營者的權益,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壯大集體經濟,發展現代化農業產業,應該考慮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給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確權,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拆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允許農地經營權流轉,從而對經營主體進行賦權頒證,充分保護經營主體權益的同時,也為經營的土地明確了物權屬性,並且疊加了金融屬性,獲得了市場流動性。這一點,對於農村資源要素依託農村產權交易中心等城鄉要素對接平臺,讓農民進城務工的同時,引入資金、技術、人才下鄉,形成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是至關重要的。」

張雲起繼續寫道:「當然,不論是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還是建設農村產權交易中心等城鄉要素對接平臺,核心目的都是依託農地,壯大如村辦合作社等村集體經濟組織,大力推動建設村辦企業,發展村集體經濟,發展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的農業產業。」